要问华农什么多，大概就是池塘多，树也多。



据说是非常贵重的树。



自从不学生物后，再也没听说过的领域。



华农大 hyphen 学生公寓。极易看错。



……陌生的领域。



巨大的汤碗。

以上，就是华农给我的印象。 哈哈。

然后附上一篇介绍文章——

闽南文化与泉州南音      
　

作者:郑国权

   要研讨闽南文化，首先要关注泉州南音。因为南音具有悠久的音乐历史，多元的文化特征。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被专家称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是一部“活的音乐史”。

   中国的音乐史是与中国五千年的礼乐文明史同步发展的。先秦时的楚汉音乐，汉的相和歌，晋的清商乐，隋唐的雅乐、燕乐和大曲、法曲，都非常辉煌。史书上都有详尽的记载和生动的描述。可惜音乐是一种口传的非物质的无形文化。丝竹匏桐的乐器不可能永生，人的声音可以录存只是近代的事。因此，有人戏说以文字记载的无声的音乐史是哑巴音乐史。弥补这个缺陷，只能“礼失求之野”，从民间古老乐种的积淀中去挖掘。那么，中国古老乐种存活下来有多少呢？只能说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惟独泉州南音活得很好，并且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也许有人要问，泉州的建置，无非是在唐初武德年间，何以盛唐以前的音乐会在泉州遗存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牵涉到移民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古代的泉州是个历代移民定居的社会。秦汉时期，闽南的闽越人北迁，中原的军民，从汉晋、隋唐、五代到南宋，一批又一批地迁入泉州，他们反客为主，成为泉州的世居主人。语言随人走，音乐也随人走。因此，泉州方言中保存了大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汉语；同样的，泉州南音也积淀了中国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音乐文化。先秦的宫商角徵羽五音，泉州南音五正声×工六士一，正是它们的嫡传；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泉州弦管的四管全、执拍者唱，何其相似乃尔。魏晋、隋唐时期的曲项琵琶、尺八（洞箫），当今只能从魏晋汉墓的砖刻图像和敦煌壁画中，去寻找它们的遗像，或者去日本奈良正仓院去参观当年从中国带去的乐器。而这种古老的乐器，泉州不但留存在建于唐、重修于明的开元寺大雄宝殿飞天乐伎的手中，同时数以千万计存活在民间，而且天天在出产、外销，在海内外无时不在发出美妙动人的乐声。而最令人激动不已的是，泉州南音世代相传的几十首五空管的古曲，正是盛唐宫廷燕乐活生生的形态。活水长流，流长水活，一脉相承，延续了１０００多年。真的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么，这个说法的根据在哪里？它在于，有三本明代刊刻的弦管曲词２７２首的选集可以为证。这三种明刊本，在国内早已绝迹，无人所知，却尘封在英国和德国图书馆中数百年无人过问。要感谢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龙彼得先生，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了它们，并经调查研究，撰写了长篇论文，连同三种刊本以《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为名，先于１９９２年在台湾出版，而后又由我社编订以同样书名，于１９９５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１８折明戏和２７２首曲词的校订本，连同龙先生的长篇论文的全部中译稿，我们正在加紧编校，争取在近期正式出版。这部刊刻行世于４００年前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一部以“弦管”为名的选集中，有５０多首曲词所标明的调名和节拍符号，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唐燕乐二十八调表〉的内容完全吻合。它们继承了唐代燕乐的血脉，并一直传衍到现在，在海内外的弦管社团中弦歌不绝。因此我们要说，今人要追溯汉代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风貌，可以去看看泉州弦管；要听听隋代的“清华宫里打撩声”，可以从泉州弦管的撩拍中得到印证；要欣赏盛唐燕乐，可以直接去听听泉州弦管；在其古朴优雅的旋律中，仿佛时光倒流，让人登堂入室进入盛唐燕乐、歌舞升平的宫殿里。

   我们还要说，如果没有“明刊三种”的发现，我们是万万不敢把这条中断已久的历史链条链接起来，为泉州弦管找到它的历史渊源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来自中国音乐界的泰斗们，如已成为古人的赵沨和黄翔鹏先生，才敢理直气壮地认定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是一部“活的音乐史”！
　　以上这些史实，可以一言以蔽之，泉州南音的第一大特色是古，是非常古老。但古稀古稀，而南音却是古而不稀，反而是数量很多。它不但有纯器乐曲的大谱１３套，又有属于声乐的散曲二三千首，而且又有声乐器乐相结合的“指套”４８套，成为一个庞大的、丰富多彩的完整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现存其他古老乐种所不可比拟的。去年中秋节，第七届中国泉州南音大合唱，邀请了西安、开封和五台山等地的古老乐种前来参加交流，许多专家经过比较后的评论，证明了这一点。泉州南音的多，又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是不断地向外延伸，主要的表现是：南音哺育了南戏，南戏丰富了南音，繁衍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戏曲家族。从宋元以来，泉州在南音音乐文化的大环境中，先后诞生的梨园戏、傀儡戏，继后又有高甲戏、打城戏和布袋戏这五朵金花，无不以南音作为剧种的基本音乐。而南音又从梨园戏以及傀儡戏的剧目中，汲取了大量的唱段，作为它的散曲，又把它著名折戏的成套联唱，吸纳为南音的套曲。仅以历演数百年不衰的，从《荔枝记》、《荔镜记》到《陈三五娘》这个梨园戏传统剧目统计，被南音吸收的唱段达１５０多首。因此，泉州的戏与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观众听了曲想看戏，看了戏又想听曲。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全中国恐怕只有南音一种。这是第二个特色。

   南音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它的流传面很广。前面已说过，南音是随着中原人的南移带入泉州的。而南音又随着泉州人的足迹，流播到闽南的周边地区，并远播到台、港、澳和东南亚闽南华侨的聚居地。南音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大批军民入台而传入台湾，为有别于“北管”而订名为“南管”；南音随着华侨的足迹而带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或称弦管，或称郎君乐不等；南音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随着厦门的开埠，随着泉州人的移居而传入厦门，被称为“南乐”。但不论是南音、南乐、南管，凡是同好者都称为“弦友”，都以泉州方言正音演唱，都供奉乐神孟昶郎君大仙。因此，南音千百年来，在５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闽南语区域，无形中形成一个南音文化圈。１９７７年，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社长丁马成先生，首倡发起“亚细亚南音大合唱”，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相继举行。泉州从１９８１年起到去年中秋，已先后举办了七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厦门市也先后举办了两届。这样，在前后２５年中，海内外共举办南音国际大会唱达１４次之多。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种古老乐种，都没有这样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当然，南音历经千百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地发展的。南音是与中国老百姓同命运的，历经了天灾人祸，战乱饥荒。南音许多有形无形的宝贝也随之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不然何以历史上那么繁荣兴盛的南音，不可能在有明一代，只遗存三本曲集孤独地尘封在西欧的图书馆中？可见明代之前的曲簿和乐器，早就接近于消灭。新中国成立以后，南音得到一定程度的抢救、保护和恢复，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破坏，又一次大伤元气，行将被彻底扫除。但实际上南音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的载体是乡音与乡情。这种乡音乡情是永远活在闽南人的生命里，融化在血脉之中的。不论你人走到哪里，甚至到了天涯海角，那种来自本乡本土的难离难舍的乡情，是永远难以割断的。远渡重洋的海外游子，为何普遍醉心于弦管，那是因为他们在弦管声声中，可以找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与亲人，以慰藉无限的乡思。因此，南音已成为奔走四方、远离故土的人士与故乡和亲人维系的精神纽带和交往的桥梁。

   至于本乡本土的平民百姓，日常所说的都是泉腔闽南话。这种泉腔闽南话是古汉语的堆积层，基本母音比普通话母音更多更丰富，因而更具音乐性。音乐是语言的延伸。南音历来是用地道的泉腔闽南话演唱的，它即以泉州府治的中心地带的语音为准，历史上泉州府所辖的晋、南、惠、同、安、永、德，以及兄弟地区的厦门、漳州，其带有当地声腔的，都必须服从泉腔，都必须以泉腔为演唱南音的正音。比如曲词“三哥听说”，“说”字必须读“雪”字音而不能唱“讲（广）”字。正因为南音是“以文化乐”、“以字音行腔”，所以本乡本土的人，唱南音就比较外地人来得方便，也才能唱出其他语种少有的带有许多鼻化母音的音韵。

   南音又是人类感情升华的产物。它的指、谱、曲，除了描写自然界春夏秋冬与风花雪月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景物之外，绝大部分是表现人生的悲欢离合，其中尤以闺怨与别情为最。中国历史上多位传奇女性，如孟姜女、王昭君、赵贞女、秦雪梅、谢桂英、李三娘、黄碧琚等等的悲凉身世、不幸遭遇，南音以第一人称抒唱起来，无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扣人心弦，感人至深。又如张君瑞的望月遐想，郑元和的雪中忏悔，卢俊义的秋风惨凄，陈伯卿的临别倾诉，都是发自肺腑，或情意绵绵，或痛心疾首，或慷慨悲歌，或推心置腹，无不打动人心，给人以启迪或警醒，在某种程度上让听众陶冶性情，在情感上得到满足。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泉州人历来爱唱南音，爱听南音。即使南音被视为“四旧”遭到批判和“禁唱”，许多人仍然不绝于口，有的人仍然聚众唱和，弦友被抓被关也偶有发生。但南音始终没有被禁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拨乱反正以后，南音又显现“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繁荣局面。

   南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美，就是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它动听、耐听，百听不厌。它可以跨越时空，为不同地区、不同语种的人士所接受，所赞许。台湾、新加坡一些南音团体，在欧洲演唱也获得了奖项和高度的评价，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音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某些人所能创作出来的。客观地说，南音是历代名师智慧的结晶。虽然南音一般定性为民间音乐，因为它向来是在民间流传，但其主要的作品，则不可能来自民间，而是源自历代的宫廷与教坊。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设立分管音乐的机构和乐官，有的皇帝还亲自抓曲目创作。远的不说，隋设七部乐，唐则增至十部乐，分管不同民族的以及域外的音乐，发现西域有杰出的音乐人才，还召入京为乐官。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幻想往月宫去听美妙的音乐，遂产生灵感，回来便写下千古绝唱《霓裳羽衣曲》。他设立的“大乐署”、“鼓吹署”、“梨园”和“教坊”等机构，分属于太常寺和宫廷，专业从事音乐创作。因此才有盛唐雅乐、燕乐、大曲与法曲的高度繁荣。当时流行的一些重要曲目，有幸可以在南音中找到它们的痕迹。唐代燕乐中含有多段大型歌舞曲、只舞不歌、没有歌词的乐曲称为“大曲”，似乎可以在南音１３套大谱中找到它的遗响。

   在盛唐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央一把手亲自抓，各部门又有那么多吃俸禄的乐师，在皇权严格要求下，才有可能精雕细刻创作出那么多的音乐作品来。

   而这些作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或者朝廷财政拮据、罢教坊下放乐人而随之流落民间，经过千百年的大浪淘沙，百姓筛选，最终保存下来的，当然是最具生命力的、人民承认的好作品。因此，南音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是继承盛唐音乐的精华，又经人民筛选了的精品，所以经得起任何磨难，在任何时候都能焕发出强大的艺术魅力。

   南音因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泉州形成，泉州成为南音最后的保存地。这应该是泉州人和一切爱好南音的弦友的福份。

   同时，泉州人对待这份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是对得起的，问心无愧的。具体表现是：

   泉州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把南音普及到城乡各地，甚至安、永、德的深山沟，都有南音的声音；安溪李光地故乡的一个村，过去竟然有１０个南音班社。即使到今天，泉州城乡仍然有５００多个南音社团。有些社团还风雨无阻坚持在室内外演唱南音，让南音爱好者有个欣赏乡音的好去处，显现一种祥和安定、歌舞升平的动人景象。泉州人向外发展、远走他乡，没有忘掉把乡音带去，在居留地播种培育，开花结果。郑成功带去的军民，也把南音带去台湾，传遍全省；泉州近代人曾省先生，把升平奏的４２套指谱抄本带去台湾，成为台湾弦管界的标准本，吕锤宽先生才据此和其他征集来的资料，汇编出版《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泉州人林鸿（同安）、林祥玉（安溪）、纪经亩（同安）先后移居厦门，毕生致力传播南音，才有《泉南指谱重编》（林鸿编）和《南音指谱》（林祥玉编）分别在厦门、台湾问世；才有纪经亩领军下厦门集安堂南音事业辉煌的一页。泉州人丁马成到新加坡，振兴了湘灵音乐社，创作了新南音曲词３００首，并在英国举办的世界民族音乐比赛中获奖，首开了南音在国际上获奖的记录；他又首倡了南音大会唱的形式，促成了南音文化圈的形成。泉州旅菲华侨刘鸿沟、吴明辉等，在菲律宾兴办郎君社，并先后征集编订了《南音指谱全集》、《南音锦曲全集》和“续集”加以出版。泉州人在香港、澳门和印尼、马来西亚，无不先后组织南音社团，致力传播南音，并多次组团到泉州、厦门参加大会唱，促进南音界的团结与交流。

   泉州人别出心裁，把南音的主要乐器交给飞天乐伎，登上泉州开元寺的大雄宝殿，存放四五百年，作为永久的历史档案，供世人瞻仰。泉州人王今生出任地方官，在解放初期就意识到南音的重要价值，建议省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力量抢救和保护南音，终于成立南音研究社，征集资料，油印出版了《指谱大全》，并成立南音专业团体。拨乱反正后的８０年代，王老又发起成立国内外名家参加的“中国南音学会”，先后举办三次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提交了１００多篇论文，形成了一个覆盖海内外的南音研究氛围。

   泉州人在欣闻新加坡泉州华侨丁马成倡办南音大会唱的信息之后，遂从１９８１年起至去年八月中秋，共举办了七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影响深远。

   泉州人在恢复文艺社团活动中，首次成立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以组织和开展群众性的南音活动，并正本清源，有别于曲艺系统，以保存古老乐种的历史定位。
泉州人首先有意识地把南音推广进入中小学，并先后举办１１届演唱比赛，培养了一大批南音新苗新秀。
泉州人首先开办艺校南音专业班，培养一大批南音的人才，并向台湾、新加坡输出，支持当地南音事业的发展。

   泉州人一接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赠送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书，随即与其联系，征得他的同意，翻译他的论文，以同样的书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使这部世上少有、南音最早的历史文献又回归故土，为南音研究提供一份无价之宝的重要史料。一本新的完整的龙彼得论文和校订本，也将在近期正式出版。

   泉州人在编纂《泉州传统戏曲丛书》之时，把梨园戏、傀儡戏古老剧目相关的南音曲词７００多首都编附于各个剧目之后，为研究南音、梨园戏、傀儡戏三者的血缘关系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

   泉州人最先意识到必须用最新的科技与古老音乐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首创了南音工×谱输入电脑并直译为五线谱，出版了《南音名曲选》，受到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泉州人广泛征集海内外南音资料，决定编成一部《中国泉州南音集成》，经过多年的前期工作，可望近期正式出版。
　　
　　泉州人发现海外有部清代完整的古谱，目前正在设法输入电脑，合作出版。

   泉州人首先意识到必须把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代表作候选项目”。而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最近经亚太文化中心专家评定，泉州南音和梨园戏、傀儡戏都列入亚太文化中心“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可见水到渠成，人同此心。总之，南音在闽南这片具有特定人文环境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闽南文化因为有南音这份文化遗产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熠熠生辉。

（作者系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副社长）

（原载于：《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

出了地铁芳村站，走了一大圈才到黄大仙祠。芳村这边给人感觉人烟稀少，貌似是养老的地方。临近道观的沿街的商店都是卖老年器具的，比方拐杖什么的。



一进来就看见超巨型的大殿。



愿望乎，心结乎？



黄大仙简介。



这个对联很过瘾。



后院的道德经石屏。



后院。



感觉黄大仙祠……soso 吧。特别是放生池的那个蟾蜍石像，看了真是让人大摇其头。

《逝去的武林》评价薛颠几乎是武功第一的神人了。却没有说这样的一代宗师最后的晚景如何。在北京路书店看见薛颠的书，虽然明知看不懂，也买了收藏纪念。在网上看见这篇文章，感慨竟然一代形意宗师最后和宗教政治搞在一起，令人唏嘘。

一贯道是光绪初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脱离先天道后创立的一个民间秘密教门，开始叫“末后一着教”，到光绪12年，王的徒弟刘清虚执掌教务后改名为“一贯道”。一贯道崇拜所谓无生老母，自民国张光璧以后（*张光璧，号称一贯道第18代祖师，自封白阳二祖，正天命，山东济宁人，入道前曾在袁世凯马队当兵，张光璧成为一贯道道首后，利用末世论愚弄人民，骗财骗色，为扩充势力不惜勾结恶势力，最后竟卖身投靠日伪，充当汉奸），尤以谣言蛊惑，鼓吹末世救赎为能事！

薛颠，生于1887，死于1953年，河北束鹿（今辛集）理顺井村人，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不久弃文习武，后在天津开馆授徒，1934年加入一贯道，因名字里的“颠”字和号称“济颠活佛”的张光璧相同，由张光璧小老婆孙素贞（自称副天命，月慧菩萨转世）替其改名薛洪；另外还有道名：武德明，化名：薛瑞祥！ 1938年参加天津一贯道办的所谓“纯阳炉会”考炼（孙锡堃也参加了此次炉会），成为点传师后成立公共佛堂开始办道，地点在天津南马路，成为一贯道骨干。 1939年被张光璧派遣主持山西道务，1940年收编山西一贯道中、小势力，为巩固地位，自称“关帝下凡”，采取新的更为严密的组织结构成立山西总柜，下设仁、义、礼、智、信五个常柜，薛颠本人成为山西总柜总掌柜，其以太原为基地，大肆扩展一贯道组织，并向西北扩张势力！薛颠是一贯道师母派（孙素贞派）一员得力干将，也是一贯道妄想利用末世来临谣言煽动社会动荡，图谋趁乱复辟称帝的始作俑者！！所谓“一贯道十八子出世坐天下，万道归一，将要建立佛国世界”，“共产党是打天下的不坐，一贯道是坐天下的不打。”“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狂言都出自此公之口！那位真命天子所谓十八子的李文斯（山西孟县人， 1980年被政府特赦，出来时已经65岁了）也是他派往成都和师母孙素贞见面，得到孙认可的。刚一解放孙素珍曾逃往香港，不到半年又潜回大陆，这个不识时务的女人，妄想利用一贯道组织反共活动，制造暴乱，作为孙素珍的爱将，薛颠自然以孙马首是瞻！一贯道在大陆被彻底取缔，一贯道徒中，有血债者自然也被镇压！而孙则逃到台湾去了。

不止大陆，在台湾一贯道曾也是被长期禁止的，在1987年1月才在台湾获准为合法组织。这和它近年来在台湾社会上做了一些公益事业（如办学、救济等）有关，目前其教义有了很大变动，更加强调传习儒家文化了！

“西门町之虎”：从练过螳螂拳的问题少年到经济学者，郎咸平



小时候，郎咸平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


1949年，国民党第26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带着自己的妻子、一箱青岛啤酒及身上仅有的3块大洋，从青岛撤退到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涯。

7年之后的195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便是郎咸平对幼时的主要记忆。

2004年夏末，盛年郎咸平回忆起童年经历时，对《了望东方周刊》说：“我那时候反正各个方面都不正常，还尿床，一直尿到12岁。”接着他又用非常快活的语调说，“但是等到过了12岁，一切开始变得正常了，再也不尿床了。”



“满分100分，我只考了5分”


迈过了12岁这个坎，郎咸平的少年时代开始了。

我们在水的这一边，以回望的姿态看郎咸平的少年时光，才蓦然发现，在水的那一边，成长的经历竟然如此熟悉，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父母忙着工作，年长的哥哥姐姐有他们自己的快乐，孤独的少年守着自己重重的心事。

“我爸爸经常在部队里，他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妈妈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没有时间陪我。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姐姐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我哥跟我关系不错，他常帮我，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的，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成名后的郎咸平多次谈到，自己不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当以一个成年人身份特别是有所建树的学者的身份提起少年求学往事的时候，郎咸平的语气是轻快的，甚至略带戏谑。你丝毫不会感到一个10多岁的少年作为一名差等生的无助心境。

“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学习成绩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属于坏学生的缘故，我心中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郎咸平回忆的语调里，有一丝惆怅。

郎咸平迄今还记得爸爸在他小学5年级时，拿了一份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练习，满分是100分，郎咸平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

幸运的是，那一年台湾开始实行小学直升初中，不用考试。郎咸平成为台湾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进入大同中学。

但身为差等生的痛苦随之延续到中学。初三分班的时候，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给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开的班，学生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份子，很多人家里很穷。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和“太保”。因此郎咸平说自己从小就对台湾的太保、流氓和黑道非常熟悉，而且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

“我基本上都是被打。念到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官校。”郎咸平回忆说。初中毕业后郎咸平也去考过陆军官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缘故，体检没通过。



向左转木工，向右转学术


郎咸平开始学木工始于放牛班。“当时的理想就是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郎咸平说。

今天看来，在成长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路上，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一直在牵引着郎咸平。而在那个时候，他的脚正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里树着一块路标：左转是木工，右转是经济学家。而那个路标他并不能看到。

现实的问题是，郎咸平当时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升高中考试前3个月举行模拟考，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在800多名。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虽然做好了当木工的准备，但是在潜意识深处，郎咸平还是想升学的。

郎咸平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母亲，“妈妈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教化学。她在台湾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教书。一个星期最多教到76个小时的课，为了养家，非常辛苦。对我妈妈支撑这个家，我们兄弟姊妹都非常感激”，“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

听郎咸平回忆母亲，有理由相信，正是母亲的德行潜移默化影响了少年的郎咸平，老师的孩子爱读书，是熏陶，也是宿命。

就这样，考前3个月，郎咸平感到了压力，就想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考前两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考前1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成功中学。他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郎咸平能够在1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

回忆起那次决定命运的考试，郎咸平认为是自己买的那种版本的“考前30分”帮了大忙。

“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只有当木工了。”郎咸平笑着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西门町之虎”


由于妈妈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郎咸平可以“跳”到建国中学──那也是郎咸平报考的第一志愿──借读。但是他的成绩并没有随之跳起来。

“在初中时，我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我们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功夫极高。”

郎咸平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他自诩当时功夫很高，班上的混混都不敢惹他。那可能是少年时代郎咸平最为得意的一段记忆了。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闹市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一下子冲出来好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一场血战。”

郎咸平说，“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有上百人围观，我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同学们也从不同管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叫我‘西门町之虎’。”

中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读经济。



改变人生的作弊


郎咸平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境遇有关。

据郎咸平回忆，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 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来是30分。这样的话，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当时，我都想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像我这样的水平怎么能考100分呢？”郎咸平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然而纵览郎咸平成长的道路，人们发现，就是在这时，他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变。

郎咸平继续回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点，当时就感觉好像哪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郎咸平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这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

“从那时起，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的涉猎极广，博览群书，可以说国内外名著样样涉猎。

郎咸平说，他每次回台中，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抓作弊抓得好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求职未遂，回锅当记者留学


如今的郎咸平已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据他身边的人说，朗教授是很乐于跟记者打交道的。

聆听郎咸平的经历，你也会发现，早在读硕士期间，他便与媒体结下了渊缘。

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候，我爸爸才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台大学历。我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我这个爸爸的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初中在干什么。”郎咸平说。

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

“当记者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很早就看到官场上的是是非非。很有意思，研究所出来后，因为找不到事的缘故，我又回锅当记者去了，整天跑新闻。”

郎咸平说，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个终身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转业。他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记者。

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他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跑新闻实在太忙，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郎咸平的托福考了550分，GRE考了1640分，是两个相当差的分数。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沃顿──“烂校”──去还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如果说初中毕业时弃木工而选择升学，是潜意识中受母亲影响的话，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

“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



两年半攻读博士学位


郎咸平在沃顿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在东海和台大念书时，他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进入真正的学术殿堂后，郎咸平才发现课程太难，根本听不懂。

特别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郎咸平现在回忆起来，还直感叹：“那就别提有多难了。”至于第一次接触博弈论，“我简直一点概念也没有”。

两门课考下来，郎咸平的成绩都是C。到最后，因为他的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个大忙，才帮着把C改了个B-，这才得以继续留下来。

那次考试之后，一切似乎变得光明起来，最后，郎咸平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核，一直到了这个时候，郎咸平才认为自己念书开窍了。

回忆那段狼狈的日子，郎咸平说：“那时我就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去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我从9月份拖到12月份才交学费。”

1985年，郎咸平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起初，因为没有胆量做公司财务的课题，他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在他看来，自己是不可能适合做那种软科学的，也不可能打进那个小圈圈。

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艾尔温-弗伦德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碰巧郎咸平曾义务帮他搜集过一些资料，因此弗伦德很希望郎咸平继续帮忙，就收下了他，并要求他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这便是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谈到自己的博士学位，郎咸平既得意，又不失谦虚：“我总共花了两年半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在沃顿创校100余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我情愿往国内走”


博士毕业后，郎咸平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然而，异国平静的学术生涯，在郎咸平看来又有一丝沉闷。在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因为在那边太专业。你发现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看到播出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到回这里。

1994年，郎咸平抵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此，郎咸平由一名亚洲与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000年底，郎咸平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依稀有少年时代“西门町之虎”的风采。

2001年底，郎咸平进入内地证券市场。他提出：“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郎咸平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褒之曰：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深厚学术功底和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侠义胸襟。贬之曰：不谙中国国情的“民企杀手”，只为出风头的狂人。

郎咸平说：“我情愿往国内走，我不愿往美国走，因为在这边你会受到重视，你的意见受到重视，你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做一些事情，虽然我只做了个开头，提出了一些观念，但是还是很重要。”

“追求卓越是我留在中国的最大动机，真是的，这个‘追求卓越’真的是让我非常感慨，真的非常感慨！”他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这一年，2004年，郎咸平48岁，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

武术为进奥运变身“舞术”──失落中的中国传统武术（下）

中国青年报2005年04月05日

记者 慈鑫


　 习武17年的太极拳运动员小葛，因不适应在以柔克刚见长的项目中加进空翻动作，落下一身伤病，不得不选择退役。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为了加快武术进奥运的步伐，武术再次被强化竞技体育规则化、标准化的改造，结果却成了形似神不似的表演。

　 本报北京4月4日电

　 “我们现在所称的武术，实质上是肢解中国传统武术后，将其中某些内容再经过改造，从而形成的一个体育竞技项目。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武术项目是畸形的，它既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武术，又在推广普及中困难重重。”这是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副院长徐伟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感慨，也是目前困扰中国武学界的一大问题。

　 当武术为跻身奥运所做的努力进入到最后时刻时，却有大批武学专家对武术的现状提出质疑。

　 竞赛新规则逼着武术向体操靠拢

　 23岁的武术运动员小葛习武已有17年，今年他就将退役，因为浑身的伤病已使他无法再继续训练下去。

　 2002年正是北京申奥成功的第二年，有关武术申请进入奥运会的各项准备也是在这一年全面实施，其中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对武术运动竞赛规则的改变。这一改变令小葛以及所有武术运动员记忆犹新。新规则实行后，武术套路比赛的动作难度加大，裁判评分标准更接近于体操、跳水等观赏性运动项目。武术套路运动员不得不为了适应新的规则而改变训练方式，“我们开始追求空翻、旋转等难度动作，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个体操运动员。但由于一些动作对于武术运动员来说难度过大，或是在强加入武术套路后很难演练，结果导致运动员伤病情况大量出现。”小葛说，除了年纪比较小的运动员外，大部分武术选手都对这次武术运动规则的改革感到失望，许多优秀选手都在这次新的武术规则实行后选择了退役。

　 记者在采访徐伟军教授时了解到，传统武术因为没有规则、没有护具，始终无法成为现代体育比赛项目，武术要想进入奥运会，势必要进行改造。但作为技击类运动的武术却因为主观、客观的共同原因，最终却在被改造过程中远离拳击、柔道、摔跤、跆拳道等现代技击类项目，反而与体操、跳水等演练性、观赏性运动项目越走越近。

　 最早在战国时期因为军事需要而出现雏形、在明末清初形成主要流派的中国传统武术，因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禁武”的统治策略，到近代已基本演变为“以演练和功法练习为主，没有合法地位，没有施展场所，流行于民间，注重个人精神修炼、道德修为的技击类文化、体育实体”。这一主观原因使得武术的对抗、对练属性在公开、正式场合被极大削弱，武术的踢、打、摔、拿等实用技能因为“应用不得声张”，而只能通过个人演练的形式表现。记者在通过对若干位武学专家的采访中了解到，正是由于传统武术这一历史的、主观的原因，使得传统武术体现出更多的演练性而非实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术丧失实用性，事实上，武学界普遍认为，经过2000多年锤炼的武术在格斗技能上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然而，对武术进行的现代化、竞技化改造却在导致武术离本我属性越来越远。一位武学专家这样告诉记者：“柔道、跆拳道两个东方技击类运动项目先后进入奥运会，并在全世界普及，中国人希望武术也可由此在全球发扬光大本无可厚非。但我们太急功近利，没有负责任地为武术量身定做可以竞技化改造的适当方法。”

　 武术的改造以肢解母体为代价

　 在有关武术的网络论坛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普通中国人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看到的武术只是一套动作表演，那些武艺高超的武术大师是不是只有在小说和电影中才有？”

　 “武术首先就是技击类体育项目，它不是表演，它区别于其他运动项目的本质就是它的实用性。”徐伟军教授对记者说，“但我们现在的武术因为需要给运动员打分，需要有竞赛标准，结果一再夸大对动作演练的要求，事实上，动作演练只是武术的锻炼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像是拳击运动员在打弹簧球练习一样，你能把打弹簧球练习这样一个训练手段等同于拳击运动吗？”

　 然而，多年来在竞赛规则的左右下，武术重演练轻实用的弊病却在武术界不断扩大，以演练手段替代武术全部的狭隘偏见也在蔓延，许多武学专家不断提出，要让武术回归技击运动的本我，在民间推广普及武术的博大内涵，却始终阻止不了武术越来越向表演性运动靠拢的趋势。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为了加快武术进入奥运会的步伐，武术再次被强化竞技体育规则化、标准化的改造，像体操和跳水一样，武术比赛项目的每个动作都有评分标准，难度越高得分越高，结果出现像小葛这样的太极拳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得不加上诸如原地旋转一周半等难度动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小葛对此哭笑不得：“以柔克刚为精髓的太极拳，却在打拳时突然来个原地旋转或者是翻转什么的，这些新加入的难度动作不仅于拳理来说毫无用处，而且还使整套太极拳显得不伦不类。除此之外，对从小练马步、打拳桩的许多武术运动员来说，做那些更像是体操的动作也非常困难。”

　 畸形竞技化的武术已被武学界嗤之以鼻，有专家以“武舞”命名这样的武术。但更让武学界感到痛心的是，竞技化的武术和各种技击类运动舶来品大有取代传统武术之势，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武术正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一些武学专家感叹：“武术不仅在武术界内变得面目全非，对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正在失去它的传统影响。”

　 武学专家认为：“柔道和跆拳道的竞技化改造，是完整的拷贝母体属性，即竞技体育的柔道、跆拳道与母体的柔道、跆拳道本质相同，但武术的竞技化改造，却是对武术母体的肢解，是摘取了传统武术的演练表现方式，而放弃了传统武术作为技击类运动的本质属性。”一位武学专家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是以 100％的精力去为不到武术10％的那部分服务，而忘记了大于90％的武术母体。”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得到、接触得到的武术只是真正武术的肢解部分时，当跆拳道、空手道等舶来品在中国大地上流行时，历史积淀深厚、分属种类繁多、踢打摔拿兼备、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武术却不可避免地在民间，尤其是青年人中衰落。

　 事实上，自进入近代以来，有关武术项目的竞技体育化改造和论证就一直在进行中，但多年的实践已让武学界的一些专家产生疑问：“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武术到底适不适合像柔道、跆拳道那样被竞技化？如果不能竞技化，或者即便是可以竞技化，我们又该怎样保存和推广传统武术这项流传数千年的中国文化遗产？”

武术被跆拳道踹出都市时尚──失落中的中国传统武术（上）

中国青年报2005年04月01日

记者 慈鑫


　 人大武术协会推出传统武术免费班，却无人问津。而在北京东二环沿线不到两公里、租金极昂贵的区域，却聚集了超过4家跆拳道馆，且家家门庭若市。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

　 在北京东直门外某跆拳道馆门口有这样一条广告语：“学习跆拳道，体验中国武术精神。”当各类规模不一的跆拳道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都市各处时，中国传统武术馆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条广告语也正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号称有亿万习武人口的中国，此时其最有创造力和潜在价值的的人群却是在依靠跆拳道体验传统武术精神。

　 必须正视的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武术正在年轻一代中国人心中丧失立足之地，与此相反，跆拳道、空手道等舶来品却在中国许多地方不断升温，并已成为很多都市年轻人强身健体的首选，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标志。

　 传统武术在大学里已“奄奄一息”

　 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学生社团组织“武术协会”从去年开始取消了面向学生的传统武术教学，因为实践表明，传统武术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人大武术协会原本为本校学生开设了传统武术、散打、跆拳道3个课余学习班，每班正常招生是30人左右，但在前一年，传统武术只招到学生10人，散打、跆拳道两个班的报名都是满员甚至超编至50人。当时，武术协会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传统武术，还特别推出传统武术班免费学习的优惠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

　 传统武术班的学生仅有10人，能坚持学完整个学期的学生最后只剩下六七个人。人大武术协会随后向全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希望参加武术协会的活动是散打和跆拳道。

　 2004～2005学年，人大武术协会取消了传统武术培训课程，协会会长、人大环境系四年级学生易鑫对在自己的任期内武术协会放弃武术课的选择感到痛心，但他也颇为无奈：“作为社团组织，武术协会要有足够的人气才能生存。我们很清楚弘扬传统武术是我们创办武术协会的初衷，但我们也很现实地看到武术协会最终是要靠散打和跆拳道这两个项目来维持。但让我最难过的是，事实上跆拳道并不属于中国传统武术，而散打也更多的是包含拳击、摔跤等西方运动项目的构成元素。”

　 人大二年级本科学生小王曾在体育课选修时学过武术，当时他学了一套二十四式太极拳。“我对武术课太失望了。”小王一说起选修过武术课还有些悔意，“那就像是一套广播操，学了24个动作而已，这难道就是武术吗？这样的武术，怎么可能能有防身功能？怪不得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打拳。”

　 实用功能，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学习技击类运动项目的首要原因，但更像是一套体操的传统武术却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技击类运动项目的本质属性，据易鑫的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对武术的认识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概念———“表演性强、实用性弱；虚幻性强（指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武术），现实感弱。”

　 于是，在武术与跆拳道、空手道等舶来品之间，大学生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旧两个体育馆内，目前有3个跆拳道班在面向学校或社会招生。在其他一些高校，学习跆拳道同样是学生中最流行的技击类运动项目，多数情况下中国传统武术只能依靠学校硬性设定的课程才能存在，而且很多学生选修武术都不是出于对武术的兴趣，而是为了获得学分。在有些高校，武术课不得不与散打、摔跤等项目合并，因为加上防身术的名头后就立刻会被学生另眼相待。这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员副院长徐伟军教授所说：“传统武术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奄奄一息。为了进奥运会而对武术进行的表演性质改造，使武术越来越像体操、跳水，却让武术丧失了技击类运动的本我属性，也让整个武术教学陷入了重演练、轻实用的怪圈。”

　 学跆拳道已成年轻人的时尚标志

　 在时尚与实用上，武术在跆拳道、空手道等项目面前相形见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为中国普通人所接触的跆拳道，现在已经在中国许多地方风靡。其中的追逐者基本都是15岁～35岁的青年人。

　 北京东二环东直门到朝阳门沿线，是北京租金最昂贵的区域之一。全长不到两公里，却在林立的高档写字楼之间，聚集了超过4家跆拳道馆，尽管这里跆拳道馆的价格要比在高校里贵一倍以上，但无论道馆的规模大小如何，每家都客源无忧。

　 在某个周六下午3时许，20多名高中生在朝阳门的某家跆拳道馆上课，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结伴而来，一名女学生告诉记者：“在我们同学之间，学不学跆拳道已经成为够不够酷的标志之一。”

　 在这些中学生看来，跆拳道的道服、绶带仪式、礼仪等都很有特色和新鲜感，而且跆拳道的基本动作简单易学，长期学习又能体会升级升段的乐趣。而这些，都不是武术可以提供的。

　 据道馆的教练介绍，中学生里能够长期学习跆拳道的比例并不高，大部分人的学时都不会超过半年，显示出明显的“尝鲜”特征，不过，因为初学的学生很多，因此，学生客流始终很大。

　 在周一到周五，跆拳道馆的主要客源则是都市白领，其中以女性居多。

　 一位公关公司的袁小姐每周来道馆学习两次，“我是纯粹为了健身，相比其他健身方式，我更喜欢这里明净的环境，而它的礼仪形式也让人感到一种精神内涵。当然在对抗练习中我也可以让自己发泄、放松。”

　 袁小姐称学习跆拳道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说不定在遇到危险时还能派上用场”。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卫军是中国内地最早接触跆拳道的运动员，他编撰了大量有关跆拳道教学和推广的书籍，刘卫军认为，跆拳道在中国的火爆现象并不表明跆拳道就胜于中国武术，关键问题出在中国武术自身，“跆拳道等技击类项目都有过迎合市场需要的改造经历，例如道服、段位制的创造，而武术还没有做出可以迎合市场需要的改变。”

　 据业内统计，目前北京市的跆拳道馆总数在200家以上，空手道、剑道等技击类运动虽不如跆拳道风靡，但受众人口也在不断扩大。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这几项运动的发展现状基本雷同。

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3-02-23/1/1084.html

中国新闻周刊

就在“散打王”、“中美对抗”等比赛举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作为国粹的传统中华武功却正逐渐在流失

　　本刊记者/方玄昌

　　20多年前，面对誉满全球武林、正当盛年的全美自由搏击冠军，接近退休年龄的太极传人冯志强仅用几秒钟就解决了战斗，对手从此俯首称臣；

　　今天，柳海龙等散打国手们对阵美、泰等国名不见经传的拳手，5个回合、计点规则，却是双方互有胜败。

　　谁更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功夫？不言自明。

　　中国功夫花拳绣腿？

　　即使是在几次“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均由中方取胜之后，包括拳王霍利菲尔德在内的很多外国技击界人士依然说，中国的“功夫”是花拳绣腿，只适合于表演。

　　他们的理由是，依靠比赛规则的帮忙，中国一流的散打选手打败了美国三流的拳击运动员，胜之不武。

　　国内的知情人士也说，美国派出的所谓一流拳击队伍只不过是一只由三流拳击手组成的队伍，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数路易斯·伍德，而伍德在WBO的排名也不过是第十位，其他的队员实力也就不用说了。所谓一些拳王，称号没有一个是属于职业拳击四大组织之内的。

　　而中方派出的的确是散打界的最强阵容。在国内的“散打王”比赛中，主持人一再强调，“他们代表中国当今武林最高的水平”——但在2001年12月6日，他们在客场对泰拳一战中以1比4大败亏输。

　　这是一支不让人放心的队伍。他们真的能代表中国当今武林最高的水平？中国功夫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假如他们再输了，我们可能就找不到更强的高手来“找回场子”了？新一年的中美对抗又要开始，不弄明白这个问题让人深感不安。

　　羊年年初，正值陈式太极拳嫡派传人冯志强先生76岁华诞，记者走进他在朝阳区柳芳北里的家里。在不到60平方米的小二居室中，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纪念物和历史照片，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武林前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功夫“真谛在民间”

　　通常大众对“中国功夫”或者是“武功”的印象基本来自四种途径：其一是武侠小说；其二是武打电影和电视；其三是表演和健身武术，包括全国武术套路比赛，以及公园里一部分晨练者所打的拳、剑套路；最后就是一直冠以“中国功夫”之名的散打，包括“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中国功夫VS泰拳”之类的比赛。但实际可以这样说：这四种途径的“中国功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武功，即使散打比赛也是如此。

　　武术的表演套路一直被说成“花拳绣腿”，一些老外也一直这么认为。但散打比赛为什么也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武术真谛？一位网友曾如此评价：“散打比赛既不是靠李小龙的寸拳威猛之力，也不是靠陈真式的频频有力的腿上功夫，反倒像学了些武术花架子的少年在打架”；“游击式的偷袭，散兵游勇式的踢跳躲闪，完全没有了中国武术习练者的沉着自若，简直是在与对手拼体力，比蛮劲。这就是中国功夫吗？”

　　即使在外行人看来，散打比赛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像西洋拳击。

　　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功？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功夫”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出于对“武林同道”的尊重，冯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极为谨慎。“散打也是功夫，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练到家而已。”当记者追问“练到家时又会是怎样”时，他的回答点到为止：“即使戴着拳套，也可以在瞬间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击倒。”

　　相对来说，冯先生的嫡传弟子马来旺老师的回答就要明晰得多。

　　“的确有一些前辈高手，虽然上了年纪，但瞬间的出手速度快得异乎寻常。他们的攻击，常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更不要说抵挡或反击。”马来旺老师说。马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过中央警卫局的搏击教练，近20年来与各派武林人士进行过广泛的切磋，还会过一些藏身民间的前辈高手。其中有一位，在与之试招时，几个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他们的真实姓名不便透露)同时偷袭他，他竟瞬间旱地拔葱又蹿到数米远的花架上。马老师以“地球引力似乎对他不产生作用”来形容他的武功之高、速度之快。

　　看来，练出如东方不败那种闪电般的速度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将对方击倒，在瞬间瓦解对方的战斗力，这就是实战武功所追求的境界。这也是一种艺术。”马老师认为这就是武功的真谛。“同时，在为人的境界上，习文、习武殊途同归。那些武功修养很高的人，为人往往很恬淡，不会争强斗狠。”

　　长春的一位八极拳传人说，修习传统武功，往往要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年龄，才能达到巅峰状态；而现在的散打选手，大多在3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的散打国手们练习的方法更注重“速成”，没有采用传统武功中讲究“根底”、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仅仅只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进攻和防守动作；而所谓“学院派”的武术队，则更注重于表演，并不能应用于技击。两者都很难继承中国功夫的真正精髓。

　　“中国功夫靠的是多年的习练，靠的是厚积薄发地不断积累，到年逾花甲才得其中真谛。俗话说练体操年龄越小越好，练习武术越老越不能小瞧。从这点上看，中美比赛中国小将们虽然胜了，但他们也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一位网友的看法，得到了这位八极拳传人的认同。

　　“中国武功有外家拳和内家拳两大类，各自均有特殊的训练方法。相对来说，外家拳更着重于‘力’的训练，外家高手往往力量惊人，他们的速度基本上也依靠的是超常的力量；内家拳则更着重于‘气’的训练，可以练出比一般人更强的生物电和更绵长的呼吸。内家拳更注重巧劲，讲究使力的效果，所谓‘四两拨千斤’，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很多外家高手最后还是归于修习内家拳。”冯先生说。而现在的散打运动员显然没有取法到内家拳或外家拳任何一家的精髓。

　　在近20年中，冯、马师徒与国外技击界进行了广泛交流，会过自由搏击、空手道、柔道、相扑、泰拳、跆拳道诸派选手，用冯先生的话说，就是“都让他们满意了”，实际上也就是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败了。长春的一位民间高手何松吉老师，受邀赴日交流，在日本与“合气道”、空手道等高手切磋，数年不遇对手。

　　“在民间，散落着难以计数的派别，各门各派都可能还有隐世的高手。真正的武功还在民间。”马来旺这样认为。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位民间高手。

　　武林式微？

　　然而，也就在国内散打比赛开展得红红火火的同时，作为国粹的民间武术却正在逐步流失。

　　典型的事例就是少林武技的没落。少林寺一直号称武林的泰山北斗，然而1995年，马来旺老师走访少林寺，与寺中武僧切磋，就痛感“少林无人”，因为马老师在这里已经难以找到一个与自己平等交流的对手了。由于马老师的受业恩师林青山是少林前辈高僧，马老师如同看到了娘家的衰落。

　　在提到“少林武技的继承情况”这一话题时，冯先生的回答也很委婉：“少林寺近年来发展得还不错，比二三十年前要好；但跟更早时候相比还差得很远。”

　　表面上看起来，少室山上下一片兴旺。各种冠以“少林”之名的武校林立，“三天打死一头猪”的广告做到了杂志封面上。少林僧还走上了舞台，远赴海外进行表演。

　　而武术圈内人士深感失望：“商业化的少林寺正在尽其所能地展现他们的花拳绣腿；”“少林寺最穷的和尚都已有十来万的身家，他们怎么能继承少林武功？”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将舞台上翻跟头、弄枪棒的小和尚跟“高僧”这一称谓联系在一起。

　　马老师后来还去了武当山，拜访有“剑仙”之称的掌门人钟云龙，并与钟云龙的一个得意弟子过招。但一招之间，马老师的长剑就架到了对方的脖子之上。高手如云的武当山大约也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了。

　　其实就是在陈式太极拳本派，情况也不容乐观。早在“文革”刚结束时，两位来自河南陈家沟的中年人来到北京。陈家沟是陈式太极拳的发祥地，名手辈出，在近现代武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六七十年前，正是来自于陈家沟的陈发科老前辈把陈式太极拳带到北京，传授给了冯志强等弟子。

　　但这一次，这两位中年人来北京却不是传授武功，而是专程拜访冯志强，跟冯先生学艺。到了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还数次亲赴陈家沟授拳。

　　来北京学拳的这两位陈家沟人就是陈小旺和王西安，现在已成为陈家沟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陈发科之后，陈家沟已经出现了武技断代的现象。所幸的是，陈发科在北京的传人起到了继承的作用，现在还有机会把功夫归还给陈家沟。

　　少林、武当、陈家沟……武技的衰落决非偶然。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功的实际用途似乎越来越小，习武的目的往健身和表演方向发展似乎成为了必然。精研武功以求达到某一境界的人越来越少，而浮躁的社会与习武所必须的清净环境又格格不入，这就很容易使各门各派出现人才凋零的现象。如果一个门派某一代人没有出现极具天分的杰出人才，就很容易造成武技断代。

　　武与文不同，学文可以依靠书本获得知识，而武功却必须手手相传，师父辈如果没有高手，弟子辈也就很难出高手；决不是如武侠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依靠从某一个山洞里捡来的一本拳经剑谱就可以练成不世神功。学武又如学棋，如果周围高手如云，水涨船高，你也更容易磨练成一个高手；如果周围俱是平庸之辈，你的技艺也往往高不到哪里去。

　　历几千年时间发展而来的武技一旦断代，将很难重新得到恢复。

　　国技光大无门？

　　在日本，相扑、空手道、合气道、柔道都被视作国技，政府着重扶持以不使其衰退。而传统武功作为中国的国技，至今还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马老师认为，商业行为并不能拯救国术。通过短期的培训来创造武术继承人显然不现实，武术商业化还更容易让人“藏私”，并进一步增大门户偏见。各种武校、武术院和武馆都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传人。

　　“即使是当年的南京国术馆，也仅仅只起到了交流的作用，没有培养出真正的高手传人。”冯先生说。师徒相传，必须几十年如一日，亦步亦趋地跟随、揣摩、演练，然后才能继承。也正因如此，中国武术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并且高手难觅，这样才有它独特的魅力。

　　“自古‘师徒如父子’形式的代代相传，依然是武术最好的流传方式。但现在我们所缺乏的，还有一个良好的习武环境。现在社会节奏太快，在喧嚣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清净的土地确实很难。”马老师说。

　　真正实用的武功往往比较凶狠残忍，这也是许多功法失传的原因之一。比如上文提到的少林前辈武僧林青山，在把一套“乱披风刀法”传给马老师之前，就曾犹豫再三，因为这套刀法，招招都可致人死地。但让这样一套传了这么多年的刀法失传，他又于心不忍，最后对马老师说：刀法传到你这里，就不要再传了。实际马老师也不愿这套刀法失传，但又不能违背师训，他后来把这套刀法零零散散传给了他的多位弟子。有一天，他的一位徒弟问他，马老师，是不是“乱披风刀法” 以后会失传？马老师只是很婉转地说，如果你们运气好，有一位能把大家每人学的那一点集合起来，就不失传了——但是，大家都心里明白，这几乎不可能。

　　找不到良材美质来承接衣钵是武功流失的另一大因素。习练武功，尤其是学练内家拳，其境界和最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同练习者的天赋悟性关系很大。千里马常有，但骈死于槽枥间者多。马老师曾教过一个学生，仅仅学练太极拳半年，却胜过一般人学练十多年。可惜由于“俗务缠身”，这位学生后来也没有时间练拳而荒废掉了。有武林前辈说，李连杰的武术天赋是极高的，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成为继承中国武术精髓的真正传人，个中原因，恐怕也是“俗务缠身”吧。

　　经济也是个问题，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持使得民间武术很难职业化。冯先生一直在北京电机厂工作，直到退休后，才得以依靠退休金作支持，进行武术的推广工作。马来旺老师至今还在地铁工作以维持生计，他每周抽时间去北大、法源寺及中科院物理所传授太极拳。但像他这样坚持义务授拳的人，北京已为数不多。

　　散打和表演式武术的表面繁荣可能还会加速传统武功的流失，因为它给大家造成了错觉、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即使武术作为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也未必有助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之一的传统武功的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包括民众和政府，都还没有真正把它作为国技国粹来扶持和培养。”马来旺老师说。

怎么看怎么没武术的感觉，体操。但是现实中打套路打得不错的朋友倒还是挺强的，以我所见还是很佩服的。

我国的《武术竞赛规则》共进行了8次修改，其中：

1.1959年的《武术竞赛规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武术规则，是武术竞赛实现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它的颁布实施，不仅有利于其技术水平的提高。

2.1960年的《规则》，除将1959年《规则》的章节序列进行调整外，仅在“自选套路的内容数量”和“套路速度的规定”等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3.1973年制定的《规则》，首先将评分标准改为按技术内容分类，分别给出一定的分值，以长拳为例：“劝架”的分值为3分，“平衡、跳跃、翻转”的分值为2分，“劲力”的分值为2分，“协调、精神、节奏、方法、武术风格”的分值为2分，“套路结构”的分值为0.3分，“出色完成难度动作和创新难度动作” 的分值为0.7分。其他项目也按类似的方法给予了相应的分值。这样，使裁判员根据运动员在完成不同类别的技术时所出现的错误和失误的严重程度，按照标准扣分，有利于裁判员的评分，同时也能更好地引导武术技术的发展。

1973年《规则》中设置了“出色完成难度动作和创新动作的评分”，其分值为0.7分。“难度”一直是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武术特有的功架、劲力、身法、步法、腿法等为武术真正的难度；也有人认为武术中跳跃、翻转等灵活性较高的动作才是武术的难度。《规则》中说：“完成套路结构和难度动作（跳跃、翻转、平衡等）时，表现了出色的技术，分辊给予0.1到0.4”；“运动员在自选套路中，突破了历届武术竞赛中的难度，而出现了新颖的难度动作，应给予0.1到0.3的鼓励分”。《规则》在“难度动作”后将“跳跃、翻转、平衡”用括号圈住，实际上就是对“难度动作”的诠释。当“旋子转体 360º”、“旋风脚接叉”等难度动作出现并得到认可，使武术套路向跳跃、翻转等快速灵活面发展。但“难度动作”的制定又带来了消极影响，运动员只注重向跳跃、翻转等灵活性方向发展，而忽视了武术基本规格、劲力、方法、攻防技术等方面的要求。并且，当时难度动作只停留在“旋子转体360º”上，还未出现新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武术界人士的关注。

4.1979年的《规则》，较1973年的《规则》，有许多重要的改动。

《规则》保留了按技术分类分别给予分值的方法，但对各类分值进行了调整。将长拳及剑术、刀术、枪术、棍术的各类分值改为“动作规格”6分；“劲力、协调” 2分；“精神、节奏、风格、内容、结构、布局”2分。并规定动作与要求按“轻微不符”、“显著不符”、“严重不符”的不同级别的标准来扣分。其中，将“动作规格”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平衡、跳跃、翻转”，在《规则》中的地位也不那么突出了。

《规则》取消了关于“难度动作”设定的规定，并列出一些限制动作，如：“旋子转体360º”、“侧空翻”等常见的跳跃、翻腾动作。规定在一个套路中“限制动作只允许做一种，出现一次，亦可不选”。如超出规定，每出现一次扣0.2分。从1973年对“难度动作”给予“加分”，到1979年某些动作给予“限制”，说明当时套路中跳跃、翻腾动作的数量太多，已影响到武术技术正常、全面的发展。

在完成套路的时间方面，《规则》规定“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不得超过1分20秒”，至此，《规则》只规定完成套路时间的下限，不再规定上限。

5.1984年的《规则》把竞赛项目中的其他拳术、器械进行了分类。如其他器械：第一类，单器械；第二类，双器械；第三类，软器械。而不再把各种其他拳种或其他器械混为一谈。《规则》还对“比赛时出现喊叫声，像形拳出现低级趣味动作”这些意外情况加以处理。

《规则》不仅确定了器械的长度，还规定了刀、剑的重量，以及刀彩和鞭彩的规格等，使规则的制定日趋完善化。

6.1991年的《规则》，增加了“运动员听到上场比赛的点名和赛后示分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抱拳礼：双腿并步站立，左拳右掌在胸前相抱，高与胸齐，拳、掌与胸间距离为20~30厘米”的条款，开始注重培养运动员的武德修养。

在评分方法上，《规则》规定“裁判长所示分数可到小数点后两位数，但小数点后第二位数必须是0或5”。《规则》还赋予裁判长有“调整分”和“加减分”的权力。

在自选套路中，新设有“其它规定”，如“在所有竞赛套路中，只允许选做一种劈叉腿法，出现一次，亦可不选”；“在所有竞赛套路（南拳除外）中，只允许选做一次跪步，亦可不选”等。这些规定又一次限制了套路的编排动作，使武术套路不断向正确轨道上发展。此外，《规则》对步形、手形、平衡组别进行了一定的要求和规定，并规定任何器械的反柄不得装弹子等带响物，任何器械除安装起固定作用物品外，不得有任何附加物。

7.1996年修订和施行的《规则》，具有较大的改动。

首先，《规则》首次设立竞赛监督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仲裁委员会的工作；监督裁判人员的工作以及对各单位领队、教练和运动员行为的监督。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设立，为改善赛我，维护竞技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增加了总裁判长“发现裁判员在评分中有明显不合理现象，有权责成裁判长进行调整”； “在宣布最后得分之前，有权直接进行调整”。同时，还增加了“在比赛进行中，运动员有不正当行为或裁判人员发生严重错误，有处罚的权力”。

第二，将裁判员分成两组，一组打动作完成分，一组打演练水平分。这种分别评分的方法，克服了裁判员任主观印象评分的弊端。

第三，《规则》规定套路的起评分为9.8分，明确规定创新难度的分值为0.2分，目的是促进竞技武术向着“高、难、新、美”的竞技方向发展。增设这一内容，是为了提高套路的观赏性；同时，增强裁判评分的客观性和区分度。

1996年《规则》的出台，使武术竞赛规则有了质的改变，它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武术竞赛机制，从而为武术进入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8.随着武术运动的发展，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日渐扩大，为了将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点的武术顺利推进奥运会，国家武术竞赛规则制定者，结合奥运会竞赛规则的一般特点，在2002年对原有的《规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评分裁判员由1996年的两组分为A、B、C3组，由评判动作质量分的裁判员3名（A组），评判演练水平分的裁判员3名（B组）及评判难度分的裁判员3名（C组）组成，这样细致的分工使裁判员评分更加准确、客观，从而减少了主观上的不利因素，对比赛的公正、准确性有较大的帮助；

第二，自选项目（长拳、太极拳、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的各项比赛的满为10分，其中动作质量的分值为5分，演练水平的分值为2分，难度分值为3 分；其他拳术器械、对练、集体项目的满分均为10分，其中动作质量分值为5分，演练水平的分值为5分。由此可见，所有项目的动作质量分值与原先规则的分值相比分值缩小，其划分的范围（动作规格其它错误的扣分标准）更细，所占的分值比例就愈小。而演练水平的评分标准均分为3个档次9个分数段，有助于B组裁判的分数的评定；

第三，由于1996年《规则》设置了指定动作，造成了套路形式模式化严重，个人风格特点不突出的弊端，因此，新的《规则》结合奥运会项目中的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表现难、美娱项目的规则特点，取消了指定动作，把难度动作的等级分为A、B、C3级，每个等级又划分了各自的难度系数，使其难度指标更回量化。同时把创新动作难度的申请提高到B组（含B组）以上的动作难度，有利于充分发挥运动员的技术潜能，促进竞技武术朝着“高、难、新、美”的技术方向发展。

目前，新规则的出台已开始在武术竞技赛场上应用，它的制定模式已经与国际体坛规则相适应，对武术能否进入奥运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武术运动发展总趋势的影响

从《武术竞赛规则》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武术运动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武术套路竞赛从上世纪50世纪一招一势地演练到变化更加复杂、动作更加灵活；从跳跃能力较差，动作不能腾空到现在优美的空中造型；从以只重视攻防技击性为主到今天以从外形到内涵全面提高，既注重攻防意识，又注重观赏价值；特别是强调了竞技武术的规则，以公平竞赛为目的，提出了分块打分和量化打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发展和进步。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员多数基本技术较好，在手形、手法、步形、步法、身形、身法、腿法、功力等方面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姿势工整、力法突出、攻防意识较强，在演练套路的过程中较好地体现出了攻防特点，而武术运动要走向奥运体坛，就必须适应奥运会的比赛规则，增设“指定动作”和“创新难度”，并且需要结合奥运会规则的一般特点，把难度动作像体操、跳水等项目一样设定难度系数，运动员可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选择。这样，武术与奥运会既接上了轨，观众又能欣赏到风格迥异、形式多样的武术套路表演，从而不断推动竞技武术向着“高、能、新、美”的方向发展。

三、对培养运动员武德的影响

1991年的《规则》加入“运动员上场须向裁判长行抱拳礼”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把“武德”教育渗透到武术竞赛中。习武德为先。武德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武术修身养性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习武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千百年来，武术与武德相伴而行。中国武术历来强调练武与修身养性的高度统一，始终把武德教育放在首位。

在第九届全运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武术对练的服装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是拘泥于“灯笼裤”等传统的武术服装，可见武术政策已经放宽。诸如适当地放开对服装、配乐等增强艺术效果的因素的限制。使武术运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向着健康的方向自由地发展。

武术规则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促使现代武术运动在错综复杂的进程中逐步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在发展速度、增强专项力量、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变化的基础上，又向更高境界迈进了一步。其具体表现为：要求从事武术运动的运动员在力量、速度、技巧、体能等各方面能够进行有机结合，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更加全面，表现风格更加独特，身体素质要有明显提高，心理素质训练过硬，文化素养能够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我国《武术竞赛规则》之演变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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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奇。

第一次看见这个碟，好像是见到***（为保持当事人低调隐去名字）的时候吧，不过不是送给我。我想这东西包装、封面好像都还挺漂亮，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之后在龙泉寺的流通处又看见了这个的助印启事。

无论如何要好奇下载了。于是下载了。

看完之后觉得……

不怎么样。

是的，不怎么样。至少对于一个大学男生甚至可能高中男生来讲，都不具备说服力。

其实在农村，很多上帝的神迹和《山西小院》可以说是难分伯仲的……

此外，教义沦为如此的包装，觉得不是太合理……

总之，不太适合推广给高学历人群看吧……至少我看完无动于衷，真是“业障深重”了（汗）……

总算把《了凡四训》的电影版还有电视版给看完了。感觉如下：

电影版：其实就是《了凡四训》那本书的完全翻版，没有新意，感觉就是电子书配上视频和音乐（在里面我看见了俺去过的凤凰岭龙泉寺，倍感亲切～）。而《了凡四训》一书非深刻讲解不能明白（个人意见），看这样的“电子书”容易一扫而过。

此外，电影版宗教味道太浓烈了，特别是片尾的 BGM。不太适宜介绍给别人看。

电视版：可能是运作方式不太一样。相反电视版将了凡的一生搬上了银屏，比方了凡曾经随军出使过高丽，这样的事情单单读《了凡四训》是看不出来的（我之前也是偶然得知）。

不过电视剧为了追求情节，则《了凡四训》的宗旨不太鲜明（个人意见），不过也不算缺点，因为本来此片就叫做《了凡的故事》而非《了凡四训》。结果电视剧给我这么一个印象：了凡命真是太好了，有那么贤惠的妻子，还有一异性知己外加一死党，如果我有，简直做梦都可以偷笑了，还改命作甚（哈哈）。

宗教味道没有了，可以说几乎就为零。不知道电视台有没有播过这种……

综上所述，电视版比较推荐，片尾的 BGM 也挺好听。

按：如果看不见照片，只能用 Firefox 加 Access Flickr 插件。

又：太乌龙了，自己的相机居然忘记插卡，结果只好用邻居的 SONY T5，貌似对焦不是很好。

门口。



进去之后，门票3元。编号是No. 002750。不知道是不是自2004年修好之后就开始编号的，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很少的客流量。

介绍的前言。貌似有点模糊。疑似相机问题。



进了院子之后。





展厅的介绍略显简单，还有错别字一个，展品也不多，照片也做得有些不太让人满意。

游客很少。除了我和我的邻居，就是一个貌似初中的女生。无意搭讪之下（汗～），才知道她是李贽的后人，难怪会来这么一个地方逛。

小女生问到：“其实李贽是什么思想来的？”

问得真好。我看完整个故居居然也搞不清楚。google 了一通，也是隔靴搔痒，这说明一点：不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