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族来自英文单词"working poor"，原意是指那些薪水不多，整日奔波劳动，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人。
近年来，国内各大论坛上，"working poor"一词开始流行。"working
poor"在英文中是个专有名词，被翻译成"穷忙族"或"在职穷人"，是指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人。穷忙族并非失业者，有人可能兼了好几份差事，甚至全职受雇者都可能沦为既忙又穷的工作穷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网友在抱怨自己是"穷忙族"，其中不乏一些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是拿着每月近万元收入的办公室白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腾讯新闻中心展开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11351人参与），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其中有82.6％的人为在职者，9．2％的人为学生。

"穷忙"是必经阶段？

"我们'穷忙族'比'月光族'可怜多了。"北京市某私企白领黄燕华很坦率地承认，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穷忙族"。

调查显示，和黄燕华一样，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12.7%的人表示"不清楚"自己是否为"穷忙族"，也有12.3%的人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穷忙族"。

黄燕华说，"月光族"也许多少有些"自得其乐"在其中，而"穷忙族"更多的是"越忙越穷，越穷越忙"。

由于工作的关系，黄燕华经常要出入高档写字楼。"人总得穿得体面精神些，才能见客户；有客户，效益才会好。"为此，今年26岁、正值妙龄的黄燕华不得不将每月开销的大头安排在穿衣打扮上。

"我身边的'穷忙族'很多，他们大多兼了好几份差事，不仅每天过得忙碌，更是迷茫，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生活'。"不过黄燕华确信，"穷忙"是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论及前途，她仍然一筹莫展。

此外，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57.6%)认同"穷忙族"多为"80后"，16.7%的人认为多为"70后"，也有13.2%的人认为"哪个年龄的都有，但人数都不多"。

个人欲望膨胀产生"穷忙族"？

欧美国家通过客观指标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庞大的"working
poor"群。此外，随着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愈趋明显，也出现愈来愈多的"穷忙族"。

美国都市社会学家卡斯塔尔斯通过对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观察，提出全球化及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导致除了高技术、核心人员的大量增长之外，非典型、边陲性工作者也愈来愈多，后者在劳动权益与社会安全保障上远远不如前者。"穷忙族"的出现，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咨询师刘波认为"穷忙族"的划分虽然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是在人们越来越关注CPI、收入分配、个人理财的今天，"穷忙族"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调查显示，60.9%的人认为"穷忙族"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压力过大，竞争激烈；48.9%的人认为原因是"穷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职业规划；39.5%的人认为是由于起点太低机会太少；26%
的人认为是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4.5%的人认为是盲从、随大流造成的；18.8%的人认为是由于耐心不够。

此外，此次调查中，88.1%的人因为竞争激烈而感到过压力，11.9%的人表示没有感到过压力。

国家心理咨询师王闽认为，"穷忙族"感到压力很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价值观的问题。"感觉自我价值得不到认可，这主要还是从金钱角度衡量的。年轻人应该从整个工作职业生涯来看长远的目标。"

一位名为"王者归来"的网友认为，"穷忙族"产生的原因是个人欲望膨胀。"有的人，没钱的时候买个二手手机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在月薪1500元时就想买个电脑，等到工资3000元时就盘算着买台高档IBM……薪水增加的同时，个人欲望也在上升，于是不断地为达成心愿而忙碌、奔波。"

　　要摆脱"穷忙"，就积极充电

"我是'穷忙'，但我不是'穷忙族'！"在北京某投资公司上班的安泰，极力将自己与"穷忙族"这个词"划清界限"。

两年前进入职场的安泰月入3000元。在他看来，自己网页维护的职业只是一个简单的、玩"打擦边球"的基层岗位，而且义务加班的频率还很高。"所以我到月底拿出工资卡时也不会有多少喜悦感。但我肯定不会是'穷忙族'，因为我能看到希望。"安泰说，身边的同事中不乏因为薪水低而跳槽的，但他肯定不会，"付出了努力肯定就不会白忙，老板是看得到的。"

此次调查中，和安泰一样，14.1%的人认为应该"穷忙"，在过程中总会有收获。但是，更多的人则在为摆脱"穷忙"而纠结。

调查显示，在被问及"怎么做才可以摆脱'穷忙'"时，人们给出的排序是积极充电，增强竞争力(55.7%)；调整好心态，适时进行工作减压(50.4%)；只要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和目标，就不会"穷忙"(46.5%)；主动去适应社会
(39%)；社会不应该过于强调竞争(12.6%)。

对于如何摆脱"穷忙"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处于不断转型的时期，就业市场化趋向日益明显。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因此，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及面对风险时及时调整心态的能力比学到多少文化和技术更重要。同时，青年人在初涉职场时，不应该过分考虑物质条件或附加条件，最好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此外，国家也应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并干预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证。 《中国青年报》

看到上述消息，可能有以下几种态度：

一是惊叹，望尘莫及，钦佩之至，钦佩之余也就罢了；
二是不屑一顾，我是高等数学专家，岂能为这些区区计算而浪费精力；
三是我掌握着快速电子计算机，软件有千千万，他一次胜了我算个啥！

老实说，有上述这些思想是会妨碍进步的。

第一种态度是没出息，不想和高手较量较量；
第二种态度是自命不凡。实际上连计算也怕的人，能在高等数学上成为权威吗？即使能成，也是"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瞧不起应用，又对应用一无所能的人。
第三种是固步自封，不想做机器的主人。动脑筋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而勤奋、有机会就锻炼是增长我们能耐的好方法。

人寿几何！我并不是说碰到所有的问题都想，而是说要经常动脑筋，来考验自己。

南师：尽管放开讲，我可以贡献你啊，练武功到了最后跟学佛一点都没有差别了。

僧丁：后来中间有个问题，这个参禅同练武术一样的，动作练了以后，就发现有一个毛病：人呢，画一个圈子，被这个圈子套住出不来。练了这个拳，有了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组合成以后——再没法离开这个动作。离开动作就没有办法了，心陷在动作，解脱不出来。第二，我个人的心得，练拳要参透动作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把这个根源参透。第三，就是说，要忘形——得意才能忘形。把真意明白了，然后才能忘形，再回到心意上。回到心意以后，就是心灵通过肢体语言的一种抒发。这是我通过参禅以后，对拳有这么一个浅薄的认识。我现在练拳，好像是给同学写封信一样，给好的朋友打个电话，谈个心，是这个感觉。

　　这是一本内页微微泛黄、两角起了褶子的旧书，版权页上印着：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2版 1978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3个家庭、哺育了7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接力

　　还是先从两年前说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到姑母家做客时，我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已经阔别20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4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2种姓氏5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前两天，就这本书的来历我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大约是在1978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很受欢迎和好评。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于是，他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我的表伯赵一丁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赵平、赵楠）。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个儿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我还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描画，我愤怒地训斥了她，我们的关系由此而变得更"紧张"了……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黄璟和黄瑞。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第一名，现在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在我当年的想像中，他肯定是一位知识渊博、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兴许还在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跟陈景润做同事哩。但没过多久我就给弄糊涂了，因为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轻松。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1993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知道吗？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刊于199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真没想到我会跟他的女儿做同事！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的朋友。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我在20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从那以后，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去。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我想，那我就去为他送行，作一下弥补吧。岂料，1月31日那天上午，当我在10点20分从郊区匆匆赶到八宝山时，追悼会因故已提前半个多小时举行，没让我赶上。这样，阴差阳错，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过，在后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策划、编发了有关他的大半个版的纪念文章，发表在1998年1月27日的《科技日报》上，这多少让我得到了一些宽慰。也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后一先生的品格、学识和涵养，以及多年来他从事科普创作所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所承受的艰难和重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70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当时他一家5口，挤在两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
。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10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和后来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学。"父亲也并非'完人'。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圆滑的应变能力，这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
"，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屈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200多万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狂妄。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
'。"

　　　　　　　　　　　　　　　　　　　　　　园外园丁

　　"你写了那么畅销的书，若是在我们那儿，有一本就够吃一辈子的了。"80年代中期，有一位来访的外国朋友曾这样对刘后一说。回到家后，他苦笑着跟女儿提起过这事儿，但没说他是如何作答的。他真的会在乎他吃的"亏"吗？
　　女儿说，父亲长期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甚至"不成比例"。尽管如此，他经常拿出稿酬买书赠给渴求知识的青少年，还曾资助了8个"希望工程"的小学生背起书包走入学堂，并将《算得快》等书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希望书库"。
　　他其实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远远不及他所钟情的科普创作重要，因此，在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难面前，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他曾写道："有的人情愿穷聊闲逛、'打百分'，却看不惯别人业余给孩子写东西……有的人以己度人，认为你写些科普作品，无非是为了出名，得稿费而已。甚至造谣污蔑，打击陷害。在我看来，我上过师范，学过教育学，为孩子们写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正业。作为国家干部，同时又是园外园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在这篇题为《园外园丁》的文章中，他还戏称自己当年挑灯夜战的办公室，是他"耕耘笔墨的桃花源"。字里行间也透着欢快的笔调："《算得快》出版了，书店里，很多小学生特意来买这本书。公园里，有的孩子聚精会神地看这本书。我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还是可以为孩子们服务。不是园丁，也是园丁，算得上是一个园外园丁么？我这样反问自己。"当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对算术学习感到费劲，他才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以诱发孩子们对算术的兴趣。而这，跟他的生物学专业压根就不沾边。
　　他的风骨着实令人敬重，那就是"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他跟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搞古生物研究的人应该胸襟宽广、达观，因为宇宙无穷大，个人一生实在太渺小了，何必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神，而况思其智之所不及，忧其力之所不能也！（大意如此。）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人才有"潜"、"显"之分。"潜人才"对社会的奉献远远大于从社会中获得的回报，而"显人才"则恰恰相反。一切客观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潜人才"这一称谓于刘后一当之无愧！
　　在刘后一先生七周年忌日将至的2003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开机便印15000册。半年时间不到，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欣闻新版《算得快》销售形势看好，又加印了11000册……
　　后一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简单的，才是完美的／星河
　　不久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薛晓哲编辑送我一本新版《算得快》，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对数学一直迷恋有加。高中时我曾整宿整宿地求解一些艰深的数学问题，其精力之旺盛甚至超过我现在通宵打电脑游戏的精神；而当那些难题的面纱云开雾散时，我的喜悦和兴奋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虽然我后来没能真的去搞数学专业，但还是阅读了大量专业和半专业数学书籍，每当我站在图书馆数学部分前，都会有一种抛弃现有的一切重新去学数学的冲动。
　　凡事都有源头，检点我的藏书，《算得快》几乎是我最早读到的数学科普书之一。凭心而论，那时我还太小了，所以不敢说就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喜爱数学之路，因为我在阅读它时，学会的也许只是运算上的技巧；但这的确成为在我眼前打开数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我至今相信它对我后来的数学情结和惊人的记忆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让少年读者一开始能够迅速融入的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在阅读故事的同时，那些精湛的速算方法便被潜移默化地注入到我的脑海：在售货员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在加法算式里可以有选择地先加某些数，在高斯的故事里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从1加到100的主人公原来就是这位数学家（这恐怕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外国数学家），在加工木板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工程中应该严格遵循设计先于施工的道理，在古代人计算两位数乘法的故事里我惊奇地目睹了阿拉伯人的"铺地锦"和印度人的"交叉乘法"……及至迅速通读完全书，那些速算方法便囫囵吞枣般地被塞进了脑子；但也有很多不明白、不清楚、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再读，再学，再算……
按理说小孩子在读书时对正文后所附的习题往往会有所抵触，但由于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使我居然认真地跟随书中人物一步步寻找速算的方法。
　　速算的意义，在信息时代里，似乎显不出什么更多的作用。我们拥有众多的计算机器和记忆机器，我们借助各种装置来"照顾"我们的大脑；我快捷的运算能力和精湛的记忆能力，往往只能勉强与那些由电池供电的装置打个平手……有人曾对我说过：技术的进步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属于人的本领丧失甚至变得无用——这一论述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目前我还算不错的速算本领，似乎大多用于在商店结账或者在餐厅买单时能很快地复核正误，尽管在这点上我仍会经常让朋友们惊讶。在这里我不想假设这样的情景：身陷深山，远离文明，手边没有计算器而急需获得某个数据……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毕竟属于非常规情形。我们今天仍要学习速算，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理解这样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并非不可以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和完成。而正是《算得快》这本书，第一次向我展示出这样一个道理。
　　 （本书作者为我国著名科幻作家）

本文载于《北京晚报》　　资料提供：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考试催生中国"特工"业,电子作弊器材发展得越来越精良,甚至已经出口赚外汇了

最近随着高考和国家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的来临,全国各地传出不少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的新闻.考试必然会有作弊,总有些人是想不劳而获的.因此就专门催生了一个地下产业——作弊专用设备.李涛今年29岁,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七八年了,最近由于女友的缘故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准备双双去加拿大读书,于是才乐意接受采访.


入这行是个意外

李涛16岁那年参军入伍,两年义务兵结束之后回到老家石家庄工作."最开始我跟家里要钱开了个网吧.后来跟合伙人合作不愉快就退股了."结束了网吧的生意之后,李涛寻思着继续做点什么生意.

" 由于从部队退下来的好多战友都在公安局或者保安公司工作,我也正好对这方面的事情比较熟.于是就在北京开了个店面,经营安防器材."90年代末期中国的安防器材生意刚刚起步,市场还不成熟."那个时候做安防器材生意可好做了,一根正规厂家的伸缩警棍进货价格70元,卖给单位或者个人能到250～300元.
国内好多器材如头盔、荧光服装刚开始国产,厂家报价不透明,很多需要的单位对这个也不了解,经销商也少,所以利润特别高.
"李涛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况来.

后来开始经营"考试装备",是因为当时忽然有个老乡找到李涛,希望帮他领导考研究生入学考试.

"当时我那个老乡的领导面临评职称的事情,所以想考个研究生.可是那个人都40多岁了,平时又特忙.当然没有时间去看书备考.以前在部队我是侦察兵,而且又经营保安器材,我老乡让我想想办法."那时候是2001年,用电子器材作弊在那个时候还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 我原来是听说过隐形耳机的,最早是外国警察实施秘密抓捕或者侦查的时候用的.后来港澳台的赌场有人利用这种东西出千作弊.当时我也只是听说有这么一种东西,你也知道2001年互联网还不发达,上网是找不到这种东西的.只能委托在南方的同行帮忙找.南方此类信息比北方多,好多先进的器材都是那边传过来的."李涛找了很久,终于从香港一家公司买到这种当时被视为高科技的隐形耳机.

"我当时买的那个耳机是原创美国进口的东西,决不是现在那些山寨厂的质量."据李涛描述,当时他购买的那个美国进口的无线隐蔽耳机是用硅胶做成,远比现在国内通用的塑料耳机戴起来舒服.而且音量也可以调节,即便是在很嘈杂的环境下一样听得很清楚.

"那是美国警察用的耳机,现在在国内也很少能看见.当时光买这个耳机就花了小一万块钱.耳机用一个铝的保护盒装着,除了耳机和天线之外,还有一套耳道清洁套件.总之是非常精巧的东西."

购买到了作弊最关键的装备之后,李涛和他的老乡策划了一整套作弊方案.


" 除了耳机之外,作弊者还得带一个针孔摄像头进考场.然后用微波传输将摄像头拍下来的考题传出来.那个时候的针孔摄像头虽然很小,但是微波视频传输装置体积很大.光发射器就有一个手机那么大,还得用一个自制的电池组才能带动.幸好考研是冬天,要是夏天考试只怕还塞不下这些设备.我坐在考场外面的一辆面包车里,车里有台电脑可以直接接收摄像头传过来的图像,并且录下来.然后开车回距离考场1公里外的宾馆包间."宾馆里边有两个高价请回来的在校研究生等着,李涛把试卷录下来之后打印出来,分别给那两个研究生做.开考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答案就做完了.李涛拿起电话把答案读给里边的"领导"听.

这套作弊的程序后来成为用电子设备作弊的标准程序,可以说李涛等人为行业制定了标准.

"当年没人用电子作弊手段,所以我们能用电话传答案,现在有了电子狗一类的对抗手段,一般不敢用手机接听了."

那次作弊行动光购买设备就花了5万元."那时候电子设备比较贵,车里用的笔记本电脑当时售价就2万块.其他杂七杂八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李涛介绍道.

市场广阔

完成了这次行动之后李涛和他的老乡得到了那个领导3万元的酬劳,"那时候3万不是个小数目,当年北京的房价才2000多一平米啊."李涛和他老乡见这个事情有商机,就决定一起投资专门经营"考试器材".为了这个事情他们专门到了深圳、东莞一带考察.

"国内有些厂家也开始做这类的东西了,虽然没有美国的精巧,但是成本很低.我们批量进货一个,最便宜的磁共振耳机才几块钱一个,转手就能卖好几百."

当时全国大学都在扩招,河北廊坊建起了一个大学城.

"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卖好,但是想只要学生多的地方肯定有客户.所以我们就雇了几个大学城的学生,专门在学校宿舍推这个东西.大学生主要用来应付四六级考试或者期末考试,每年寒暑假前,这个东西就卖得很好,后来网络发达了,我们也在网上做,慢慢全国都有我们的代理了."

李涛在学校里边发展了很多代理,都是在校学生,因为一个耳机当时有上百倍的利润,所以只要分账够多,而且市场前景"广阔",很多在校大学生都乐意经营这个生意.

"我有一个代理特别能干,在校4年赚了几十万,毕业就买房了.那个时候利润大,现在不同了,一个耳机也许只能赚几十块钱,竞争太激烈!"

从2005年起,教育部门慢慢注意到电子作弊这类事情.开始在高考等国家级考试中使用电子侦查设备,防止作弊.

" 其实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李涛不无自豪地说,"教育部门使用电子狗之前,我们已经研究过这类东西的特点了.电子狗是一种电子侦查设备,可以探测附近发出的电磁波信号.为了对抗这个东西,首先我们避免使用手机这种既发射信号又接收信号的接收器.全部改用对讲机.因为对讲机只要不通话,就不会有电磁波信号发出,当年的电子狗无法侦查到对讲机的存在.后来出了一种专门侦查无线耳机的电子狗,可是这种东西作用距离有限.而且成本比较高.不可能每个教室的监考老师都配备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耳机上加了一个开关,可以藏在考生的袖口处.看见巡查老师进入教室,可以关闭耳机.这样新的电子狗也侦查不到了."

除了改良现有的无线耳机技术之外,还有很多新的产品诞生.

" 无线耳机的坏处是接收答案时间太长,需要有人慢慢念.没听清或者漏掉答案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外面负责念答案的人长时间打开对讲机说话,很容易被无线电侦察车定位.所以现在市场上有了作弊手表.作弊手表能接收无线传来的答案,能存储和显示.考生可以很方便地反复翻查答案.而且现在最新的手表都有水银开关,只要晃一下手臂显示的答案就会变回时间,避免被监考老师看见.发射答案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只要几秒钟就能把答案传完,所以发射的人也不容易被追踪到.除了手表之外,类似原理的作弊器材还能伪装成铅笔盒、橡皮、尺子、圆珠笔.这是近年来最新的作弊科技."不是李涛说,都不敢相信这种007电影中的科技现在也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到底现在有多少人买这些东西,李涛虽然不掌握具体数字,但据他了解,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区比较猖獗.

"东北有个地级市,去年高考总共2000多考生,光从我这里就走了200多套器材.现在考试打开耳机,经常串线听见别人念答案.所以很多人考试的时候都得约定一套更换频率的方法,倒霉的时候可能换几次都听见别人在说话."

" 那难道没人用双跳频数字对讲机一类的装备吗?这不就可以避免串线了?"对于这种疑问,李涛解释说,现在大部分考生对于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他们买这些装备就图个便宜."都是在网上反复比较价钱才买.至于你的装备先进、能实现什么功能之类不是作弊的人考虑的问题.他们既不懂无线电,也不了解这些装备的差价背后可能意味着做工和质量的巨大差距.早年作弊耳机也好,作弊手表也好,都是正规的电子器材厂家生产的,虽然也是三无产品,但是起码还有个质量保证.这几年竞争太激烈,这个东西也没啥技术难度,很多人自己买电子零件临时租个房子雇两个人也能生产.所以设备质量越来越差,可靠性越来越低.比如现在的无线耳机次品率起码能到3成以上,倒霉起来一半都是坏的.我们发货之前必须一个个试试,否则根本没法做.还有很多进了耳朵断成两半挖不出来,也有考试中途坏掉的.但是没办法,客户就图便宜.厂家做得再垃圾,只要售价低一样卖得好."

李涛展示了他早期的产品和现在的产品,果然质量下降得很厉害,这是一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不过也还是有人追求好东西的,比如有一次有个比较懂行的人要求好东西.我给他做了定向天线的解决方案,他在考场内使用作弊手表,场外用的发射器是一个经过改装的定向天线,采取了低旁瓣技术,电子噪音很小.这种技术的好处是天线发射数据的时候只指向考场内,除非电子侦察车正好在天线和考生之间,不然无法侦查到有信号发射出来,而且传输距离远,内容清晰.发射的内容经过数字加密,即便是被截获短时间内也难以破解.为了掩饰行踪,我们还特意把频率设成接近GSM
手机的频段,这样即便是被电子侦察到,也可能会误以为是手机信号被过滤掉.当然用这个技术做事成本是很高的,大部分考生既没有这个实力,也不会知道世上还有这种东西.这相当于90年代初西方军队的电子对抗水平了."

"教育部门不可能比我们先进,因为我们永远是主动的.你今年屏蔽干扰了一个电子频段不要紧,明年我改个频段就是了.毕竟你不可能全频段干扰所有的电子信号.你今年发现我们的一个器材,明年改装一下又能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比如现在耳道式隐蔽耳机已经不新鲜了,可是有厂家做出了口含式的耳机.这种耳机利用人口腔和耳道之间的导管传声,隐蔽性更强.而且不可能放进耳朵里边出不来,
今年刚推出就很受欢迎.现在还有款更新的设备.直接贴在耳朵后边的头发里边,可以利用耳骨传声,收听更清晰.用头发挡住也很难发现.你今年发现了手表作弊,明年我们就改用橡皮,后年用尺子.甚至直接嵌在衣服里边也很容易做到.现在电子技术标准化通用化了,只要有创意,随便哪个作坊都能研制出新的玩法.教育部门怎么跟得上这个节奏呢?"

设备出口

"这两年除了国内以外,我们的设备都出口了."李涛笑着说.

"以前有些学生跟我买过东西,毕业之后出国念书.但还是改不了作弊的习惯,于是继续跟我定东西在国外用,除了自己用之外还顺便卖给同学用.所以我现在每年也有1000件左右的出口."

"据说老外拿到我的产品试用之后,都会竖起大拇指说:OK,OK,中国的科技太神奇了!"听了这番话我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生气好,想不到我国的高科技电子产品里边居然有作弊器材这一项.不知道这算不算民族工业的进步?

" 不过干了这么多年,我也累了.现在这行竞争太激烈,而且越来越危险.其实近三年来我就只做熟客的生意,陌生人的单子绝对不接.眼看着几个同行都进去了,我也有点害怕.毕竟自己快30岁的人了,也想好好学点东西干回正行.我下周就要去加拿大,在那边报了一个心理学的文凭来念.考虑也许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以后会有发展吧."

"我不会用作弊的手段给自己拿个中国文凭的,毕竟作弊拿来的文凭我自己觉得心虚,而且干了这么多年这个对国内的教育有点绝望.感觉还是出国能学点真本事."

虽然李涛可以说是国内畸形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行业.如果不是朋友介绍,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在经营这方面的东西.甚至李涛的女朋友也只知道李涛是经营安防器材的.也许在他的内心也知道——作弊可耻.

文/《新世纪周刊》